唯有安乐死能够消除全体呢,治疗心思低沉伤者莫忘付与丰裕精气神儿关切_生活实用_好工学网

 心理健康     |      2020-01-04 18:56

“来生,誓不学医。”2017年,30岁左右的麻醉科规培医生小石在齐鲁医院的手术休息室内自杀身亡,他用推注药物的方式永远“麻醉”了自己,远离了学业、工作和生活的巨大压力。

《生活宝典shenghuobaodian.com》讯 挽救病人的躯体不等于挽救生命。自杀不仅仅是个人行为,也不单是一个精神卫生问题,而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一个孩子的父亲或母亲自杀而死,这个孩子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我想,影响非常大,他不光要经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还要过早面对死亡带来的阴影。比如急诊室的大夫关注的是躯体的生理特征,对自杀者的心理状态往往不够敏感。

远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之前,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将忧郁症视为灰暗情绪和身体不适的常见状况。他甚至将忧郁症,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称临床抑郁症归结为生理失调,即他称为“黑胆汁”的体液过多。

台湾知名前电视主播傅达仁罹患末期胰腺癌,2017年他决定到瑞士协助自杀组织寻求结束自己的生命,获得可执行的”绿灯“,但因为舍不得家人所以决定暂缓。在历经儿子结婚,并到广州接受热心医师治疗后,2018年五月底,他仍决定再赴瑞士,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2018年6月8日,傅达仁的妻子证实他已离世,亲手为自己85年的人生画下句点。

2018年,德阳女医生因为游泳池纠纷,经过网络媒体的传播之后,收到了来自全国网民的谩骂和人肉搜索。5天后,她不堪其扰,吞下500颗安眠药自杀。

在我国,2/3的躯体疾病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比如焦虑或心情抑郁。很多抑郁症患者表现为躯体上的不舒适,导医 人员让他去看神经科。而神经科的医生如果缺乏对心理健康的认识,就没有办法及时发现这个患者哪里不对劲了。一个40多岁的飞行员由于身体上的小毛病,被迫停止飞行。对一名在自己酷爱的行业中干了十几年的飞行员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残酷现实。后来,他的家人把他送到神经科接受治疗,但他出院两天后就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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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半年,傅达仁在脸书和公开场合都高调倡导台湾安乐死合法化,社会大众十分关注他的病情,每每病情发生变化都会登上新闻版面。他不断强调,因为台湾不能合法“安乐死”,所以他必须花大笔路费到瑞士寻求无痛、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经过咨询与评估后,他表示会在自己意识清醒的情况下,以吞下毒药的方式自愿结束生命。

在一个个中国医生自杀的个案背后,是医生自杀的全球性问题。

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老医生患了高血压,他就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自己血压的监测上,半个小时量一次血压,再把测量结果写在 一张纸上。这是一种明显的焦虑症状。虽然他的医生朋友都说他的血 压控制得挺好,但他还是坚持频繁换药。

忧郁症,或称严重抑郁,它有别于转瞬即逝的一个阶段或者只是糟糕的一天,至今仍在继续困扰人类健康。没有任何种族、群体、年龄或社会经济组织能逃过它的魔爪。地球上每一个国家都发现抑郁症的踪迹。它造成巨大的心理痛苦、身体痛苦和功能障碍;它加剧任何与其共存的慢性健康问题,包括哮喘、心脏和肺部疾病、糖尿病、帕金森氏症及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和疼痛症状。

事实上,傅达仁在台湾大声疾呼“安乐死”并不等同于他前往瑞士取得通关资格的“协助自杀”。他获得服务的机构“尊严” 是位于瑞士的非营利组织,由人权律师莫奈利(Ludwig A. Minelli)在1988年创立。“尊严”声明他们在做的不是安乐死(euthanasia),经由他人之手结束生命的安乐死在瑞士并不合法,他们提供的是协助自杀(assisted suicide)或称为陪伴自杀 (accompanied suicide),意即结束生命的动作是由意识清醒的病人本人,经过审慎评估之后启动,他们提供的是器具及咨询。虽然对病人来说,协助自杀和安乐死的结果都一样,但对执行者来说有很大区别,因此不能够混为一谈。

Pamela Wible是美国的一名普通医生,在经历了一次严重抑郁,周围3名同事在18个月内相继自杀后,她开始收集医生自杀故事,试图理解究竟是怎样的压力,让这些成天忙着治病救人、帮助他人对抗死神的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不少临床医生缺乏对抑郁症的警惕性,他们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躯体疾病的诊断治疗上,恰恰忽视了病人的心理需求。这种情况下,医生能够挽救病人的躯体,却不能挽救他们的生命。

抑郁症患者也有两倍的患心脏病和动脉疾病和中风的风险。他们在六个月内死于心肌梗塞的可能性增加4倍。他们不遵医嘱治疗的可能性也增加3倍——这反映疾病削弱我们照顾自己的能力或兴趣,并对身体的压力反应、免疫和激素造成有害影响。

选择死亡

1200多个医生的自杀故事

应该说,如果医生或者更多人对他人的精神领域足够敏感,那些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就有可能免于伤害。那么,在自杀预防方面,我们能做什么?以前的北京老百姓住在四合院,彼此间很容易交流情感,一些压力就在不知不觉中获得释放。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被禁锢在钢筋水泥搭建的“火柴匣子” 中,一墙之隔的老邻居可能数十年不相往来,人与人之间空前冷漠,人们的孤寂感在不断加深,这就是滋生心理问题的土壤。

同时患有糖尿病和抑郁症的病人平均医疗费用为无抑郁症状的患者的四倍。严重抑郁症患者求助初级护理医师的次数平均为非抑郁患者的两倍——起因并非抑郁病,而是各种其他症状;但当发现抑郁症的存在时,这些症状就不难解释了。

对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传统理解认为,医学治疗有时是无益的,也不可能出现会令患者满意的治愈、改善或者恢复生活质量的情况。而现代医疗口号通常是“不惜一切代价让病人活下去”,这种不惜任何代价试图维持患者生命的情况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质疑:患者在一场生与死的猫鼠游戏中,把管子从他们的鼻孔或者静脉中猛地插入或拔出,这样并不仁慈,也无法证明进行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能自主决策的患者有拒绝无益治疗的权利,这一点在法律和医学实践两方面都获得了普遍的确认。选择放弃维持生命的治疗也包含拒绝延长生命的治疗,例如心肺复苏、肾透析、营养支持、人工供氧、使用抗生素和化疗等。“允许死”与“帮助死”(采取步骤促使患者死亡)直接的区别在于患者是否有权选择去死,很多医生和普通大众都认同前者而不认同后者。

Pamela Wible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和父母一样,她很自然的选择进入医学院,成为了一名医生。

心理上有问题了,他们会有一些明显的表现:情绪低落,倍感前途无望,觉得活着没意思。这时,一般人都会想要寻求帮助,专门的心理咨询服务如同及时雨。然而,高昂的咨询费用往往超出一般人的承受能力,这个门槛阻挡了大量的中低收入人群。像大学生、农村妇女,她们一旦走进心理上的死胡同,往往求助无门。幼儿园、小学也应该开设“关爱生命”的课程,让这个话题从一开始就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

抑郁症与酒精、镇痛和镇静的处方药物及非法物质的过度使用和滥用高度相关。抑郁症的烦躁不安促使其患者通过这些物质寻求缓解。但任何缓解都是短暂的,使用者会发现自己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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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失望地发现她只是巨大的医疗产业中的一个小环节。医疗产业如同其它产业,许多时候是为盈利所驱,她意识到她未必能做到让所有的人都健康快乐,她形容自己是一名“七分钟医生”——每七分钟看一名病人。

我们更应该关注其他人群,特别是老年人的自杀问题。老年人多数患有躯体疾病,子女也无暇照应。这些“空巢老人”独自守着一个冷冷清清的家,心灵异常脆弱、敏感。他们是真正的弱势群体,需要身心两 方面的呵护。在自杀的发生率、分布人群等方面,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只是中国农村中年妇女的自杀率较高。她们很多人不堪生活的沉重压力,或者不堪一些封建迷信思想造成的精神损害,而冲动地采取过激行为来结束现实的痛苦。同时,由于客观条件提供的方便, 她们的自杀手段多为喝农药。在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尚不完备的情况下,自杀的成功率很高。这也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

超过80%的自杀者被发现患有抑郁症。其中60岁以上的人(风险最高的群体,特别对于男性来说)绝大多数曾在自杀前一个月去过他们的初级保健医生的办公室。换句话说,错过了一个挽救他们的机会。

大众对加速死亡的接受程度。

在36岁时,Wible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失望,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有六个星期,她几乎全呆在床上,希望第二天不再醒来。她在采访中说,她当时觉得她是在用整个生命去追寻一个梦,而这个梦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预计每年15人中有1人遭受抑郁症折磨(其中6人中有1人一生患病),只有不到一半被正确诊断或,这其中又只有一半获得治疗;八分之一获得较好治疗。这并不是医生糟糕或病人不好,而是抑郁症的不良名声、长期被视为性格缺陷的错误认知再加上很不完善医疗和心理健康系统共同导致的后果。(参见我的两个观点:《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登载的“修复不良心理健康系统”和《美国医学会杂志:精神病学分册》上登载的“初级护理实践如何真正整合行为医疗服务?”)抑郁症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和任何严重的疾病一样,需要全面、持续、科学的基础护理,有效的现实医患关系以及对于关爱他人的支持和耐心。

医助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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